简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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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吉(1905—1950),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领袖,在台湾创建“农民组合”,领导民众反抗日本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,曾两度被捕入狱。台湾光复后,在1949年10月出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山地工委书记,1950年被捕,英勇就义。 [1] 
中文名
简吉
国    籍
中国
民    族
汉族
出生日期
1905年5月20日 
逝世日期
1950年3月7日
职    业
革命家
毕业院校
台南师范学校
信    仰
共产主义
籍    贯
高雄县凤山市

简吉人物生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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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吉从台南师范学校(今天的国立台南大学)讲习科毕业之后,担任教职四年,平日简吉常常研究列宁及孙中山的著作与学说,因为逐渐左倾。1925年11月由于地方有农作争议,于是辞教职为此奔走,并且组织凤山农民组合,1926年,简吉与赵港、杨逵等创组“台湾农民组合”,为台湾日治时期组织最为完整的农民运动团体。简吉任台湾农民组合任中央常务委员,1927年与赵港为台湾代表,出席日本农民组合第六回大会,并上京向众议院递交抗议书。
1928年6月简吉与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、杨克煌等人结识,同年8月台湾农民组合通过支持台湾共产党的决议。简吉不久后开设社会科学研究会,以谢雪红、杨克培为讲师,而简吉本人以蔗农问题、竹林问题、日本退职官员侵占土地问题之题目,进行群众教育。1929年2月12日简吉被捕,判刑4个月;出狱后仍持续抗争,1931年再度被捕,判刑10年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国民政府接收台湾,简吉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、新竹桃园水利协会理事,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,简吉与老台共党员、中共党员张志忠在嘉义组织“自治联军”,并且于1949年10月简吉出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,1950年简吉被捕,被判处死刑。
简吉日治时期在狱中部分日记,后于2004年出版。

简吉人物家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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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女婿,大众电脑董事长简明仁,为简吉三子。

简吉狱中日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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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道夫(简吉次子)小的时候,时常看见母亲陈何用一个乡村用方布巾,把一本抄写的经书,和几本发黄的本子,细心包起来,放在家里拜拜的神像下方。即使搬家,丢了很多东西,但这一个平凡的布包却长年带在身边。每天念经的时候,母亲总会拿出来。但简道夫从来不知道那一本是什么书。
简道夫陪着母亲搬过四五次家。自从父亲简吉在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后,母亲绝口不提父亲的事。他唯一的记忆,来自更小的时候,父亲曾抱过他。而家里,却因为父亲被通缉,遭到好几次搜查。简道夫还记得小时候,曾和母亲兄弟站成一排,看着前来搜捕父亲的人,在家里翻箱倒柜。在高雄凤山老家,父亲有一面墙的书,但统统被搜走了,他可能留下的笔记、日记、信件,大都被搜光了。
一九五零年三月,父亲在马场町被枪决的时候,简道夫才九岁。枪决的事还是大哥简敬从《新生报》上看到,告诉了母亲,才一起北上,迎回父亲的骨灰。多年以后,简敬回忆起当时,母亲带着他坐火车到台北。沿途上,从台南到台北的十多个钟头,母亲一语不发,抿着嘴唇,凝视窗外。
没有人知道,她是不是想起十七岁那一年,刚刚结婚的时候,简吉穿着西装,戴着圆框眼镜,那样斯文而安静,一个热爱贫困孩子的乡村教师;或者简吉为被剥削的农民奔走,成为农民组合的领袖,到处演讲奔波,坐了十几年的牢;还是一九四二年,他刚刚出狱,回到台南度过的三、四年平安的家居日子;或者他在二二八之后,因为被通缉,只能半夜偷偷回家,紧紧抱着刚刚出生的稚子简明仁,仿佛那是最后的拥抱;或者只是他最后从狱中写来的信:“有人说,尽管每个人走的路是多么不同,可是要抵达的地方都是坟场。话是这么说,而实际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。”……
母亲到马场町,只见到父亲冰冷的尸体。她是那样从容镇定,只告诉简敬要如何祭拜父亲。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,为了怕影响孩子的未来,她要简敬不要出声说话,只由她去签字具领尸体,再由简敬帮忙安排火化的事宜。他们在台北停留两天,办完后事,才带着骨灰,回到台南家乡。
回到家,她只交代了几句话,便进到她自己的房间里,关起了门。然后,简敬才听到她那压抑的哭声,慢慢释放出来,变成无法遏止的哭泣……。几十年为台湾农民奔走而失去的丈夫,那个属于革命而不属于家庭的丈夫,如今终于归来。几十年的夫妻情分,几十年的流离受苦,几十年思念坚毅,终于决堤……
与世无争的脸
然而她仿佛不曾再哭过。简敬还记得母亲有过几次流浪而年纪最小的简明仁,他出生于二二八之后第二十三天,对父亲没什么印象,更不记得母亲有过愁容。他只记得母亲不太说话,不提丈夫的事,那是一张与世无争的脸。
简吉和妻子生了五个孩子。前三个是结婚后的几年,在安定的教师生活里,陆续生下来的(其中有一个因为生了急病而夭折)。后来为农民运动南北奔走,很少在家,就未再怀上孩子。直到一九四二年,简吉从十年的日本监牢归来,才又有了简道夫和简明仁。
因为丈夫长年在外奔波,无法照顾家庭,后来又为了农民运动而坐十几年的苦牢,母亲为了生存,在日据时期就考取了助产士执照。靠着助产士的收入,勉强扶养孩子。生下简明仁的时候,正是二二八之后,军队大镇压的肃杀正在全岛展开,台湾陷入大混乱状态。简吉是通缉要犯,亡命天涯。在那风声鹤唳的战乱时刻,母亲无法求助任何人,只能靠着自己的意志力,用助产士的经验,独力把孩子生下来。然而,当她为婴儿扎好脐带,确定安全无虑,生育最后力量用尽,她竟昏睡了过去。
母亲仿佛与世无争的脸,从不愿意谈起父亲。在白色恐怖的气氛里,两位年长的哥哥因为政治犯家属,父亲是匪谍,工作难找,生计困难。背负这样的阴影,更没有人敢和他们多交往。父亲彷佛永远消失了。简道夫和简明仁带着这阴影成长,却难以知道父亲的事。
后来母亲皈依佛门,觉得接生的工作老是让她双手沾着血污,拜佛不虔诚,她也累了,就决定退休,只是安静吃素念佛,就搬到屏东和简道夫一起住。简道夫只见她天天把那小布包打开来,拿出经书,安静诵念。而那些泛黄的本子,虽然永远在她的手边,一起和经书拿进拿出,却未曾打开过。后来,他曾打开看,字迹是用日文写就的,一问才知道是父亲的日记。但他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。
在二二八的烽火战乱中出生的简明仁,是在念完交通大学,赴美国念书的时候,才真正看到父亲简吉的故事。那是关于农民组合、日据时代的反抗运动的记载。但资料非常简单,他只知道父亲为农民奉献一生,却还是无法了解那年代父亲的真正理想和行动。
后来简明仁回台湾自己创业,常常回冈山看望母亲。一九八〇年,简明仁事业安定下来,想花更多时间陪一陪母亲,决定接母亲来台北一起住。但母亲走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未带走那个小布包。后来简道夫也搬家了,丢了书和杂物,但他想到母亲如此重视那个小布包,就留了下来。
又过一段时间之后,有一天简明仁突然来电问:「母亲的那个小布包还在吗?」
「还在啊。」简道夫说。
「我想要用。」简明仁说。
那时,简明仁已经是大众电脑的董事长,事业有成之后,他开始认真研究父亲,逐渐了解父亲、农民组合以及那时候台湾的生命故事。他也曾找了日据时代的社会运动者如酗堤翩A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林书扬、陈明忠等一起聚会,想多了解那时代的历史。
拿到了那些泛黄的日记,简明仁请人翻译出来。然后,他才看见父亲手写的日记里,曾埋藏着多么壮阔的胸襟,多么强健的理想,和无法熄灭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在那日据时代的大镇压里,简吉被逮捕入狱,却在法庭上全力申辩,不是为他自己,而是为台湾农民。农民也给了他最热情的支持。
那是青春的台湾
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大逮捕(史称「二一二事件」),共逮捕了农民上千人,搜查三百多家处农民组合支部、干部住宅,扣押二千多文件证物。但日本殖民政府竟不知道如何定罪名,最后以「违反出版法规」的名义,起诉十三人。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,第一次开庭审判时,整个农民组合干部、其它团体会员和家属,将台中地方法院挤得水泄不通。检察官于是下令禁止旁听。被告简吉此时上前质询说:「审判长,这件事还没有严重到禁止旁听的地步吧?」
此时,旁听席上的支持群众大喊起来:「简吉加油!简吉加油!……」
八月,简吉假释出狱,立即展开重建方针,十一月在台北设立农民组合台北办事处,并以此作为重建的据点。在第二次公审前,简吉安排了农组的人事与重建工作。他面对司法审判,没有任何恐惧。所以当一九二九年简吉被判刑一年入狱时,他仿佛带着胜利的微笑。
那些泛黄的日记,就是他的狱中日记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,台湾农民运动领袖简吉在狱中日记仿佛愉快地写着:「控诉审(相当于高等法院)宣判。审判长面带微笑宣判。简吉,监禁一年。杨春松、张行、江赐金、苏清江,各监禁十月。……」
虽然文字是写着「审判长面带微笑」,却更像是简吉的微笑。
而那一个遥远的微笑,彷佛失踪在历史的迷雾里。历经了日据时期的几度搜捕,历经二二八的战乱,经历白色恐怖的搜查枪决,那日记,竟奇迹般的随着简吉的妻子,安静的躺在经书的旁边,小小的农村布包里。直到多年后,才被简明仁从悄无人知的角落里发现出来。而简吉的理想和牺牲,那一段被湮灭的农民革命史,才终于让迷失的台湾人,看见日据时代的真正历史。
简明仁和简道夫都不知道,母亲为什么会保留着这一本日记。是因为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?或者她有一段深埋内心的记忆?夜夜念着佛经的时候,陪伴在母亲旁边的,是不是日记里,简吉那永远的微笑?那一年,简吉才二十七岁。那是青春的台湾,理想主义的台湾。一个灵魂的微笑,在隐藏了七十五年的岁月之后,终于真正绽放。
(杨渡,现任中时晚报总主笔,著有《民间的力量》、《强控制解体》。)
(「漫漫牛车路」──简吉与台湾农民组合运动展览,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展出至五月底,简吉狱中日记,就在其中。今日下午三时,在二二八纪念馆馆前广场举办「追寻与传承」──台湾农民组合运动的精神与简吉101追想曲活动。)
参考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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